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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一百年

1999-12-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马庆株 我有话说

●《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

●经过马建忠系统的理性的爬梳,古汉语语法学体系才得以建立。《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成为汉语语言学一门分支学科的标志,说明语法研究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摆脱了出来。汉语语法学帮助人们养成科学分析的习惯,大大有益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它不是谈感想,而是用事实说话。《文通》例句共计达7万多条,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构建汉语语法体系所付出的辛劳,谁人能比!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怎么能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语法?

●马建忠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普遍唯理语法非常合拍,他在创立汉语语法学之初就与国际语言学接了轨。

●马建忠带动了一批人投身汉语语法研究,《马氏文通》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为基本单位、务实,得到了发扬,影响到今天,也必将影响到将来。

马建忠以《马氏文通》迎来了20世纪

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即语法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版上卷,二十五年(1899)出版下卷;二十六年(1900)作者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享年仅55岁。作者这么早地成仙驾鹤西游,主要是因为写作《文通》。现在是《文通》出版暨汉语语法学诞生百年,2000年是作者逝世百年。《文通》百岁诞辰和作者百年忌辰到来之际,缅怀马建忠,讨论和学习《文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通》的特色与其作者的情况和写作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文通》作者马建忠,字眉叔,1845年诞生于江苏镇江府丹徒(即今镇江市),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代的先进人物,杰出的爱国者。他生活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秋,很有思想,主张改革富民,善于办外交,是大韩民国太极图国旗的主要设计者。《马氏文通·后序》虽然高估了语法的作用,但其中洋溢着的炽热的爱国热忱,感人肺腑。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学过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历史,通过了巴黎考试院文科和理科的学位考试,还通过了律师和外交等科的考试,为开创汉语语法学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准备,马建忠知识结构合理,达到了超群绝伦、超凡入圣的境界。

这样的作者所写的中国第一部内容充实、发掘很深的汉语语法的系统著作,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西洋语法理论框架相结合的产物,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洋为中用的典范,是汉语语言学史上耸入云霄的不朽丰碑。马建忠以《马氏文通》迎来了20世纪。《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开始自觉地、理性地研究汉语语法结构规律。现在无论学习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都要学习语法,这第一部语法书是马建忠写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受《马氏文通》影响尤其明显。可见马建忠及其《马氏文通》影响之深远。

从马建忠先生遗像上我们看到他面容清癯,目光如炬,看到他对汉语语法学发展的期待。百年以来,汉语语法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份量厚重的成果,带动了中国语言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总结近20年来结合语义表达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不追溯到《马氏文通》。有特色的《马氏文通》及其天才作者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

《马氏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它具有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为单位,务实。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

《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

它的第一个特色是系统性。语法学是系统地研究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结构规律的科学。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独立学科,缺乏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而只有附丽于训诂学的零碎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的荫芽阶段是漫长的,主要成就是虚词和句读的研究。古代是一个一个地说明汉语虚词的用法,缺乏一类一类的概括分析,因此与其说是语法研究,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含有语法因素的训诂研究。在服务于读经书的训诂著作中还有零星的和语法有关的一些叙述。经过马建忠系统的理性的爬梳,古汉语语法学体系才得以建立。《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成为汉语语言学一门分支学科的标志,说明语法研究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摆脱了出来。汉语语法学帮助人们养成科学分析的习惯,大大有益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文通》的第二个特色是面向应用。写作的目的是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实际上是提出了语文教学的现代化问题。马建忠发现西方人语文教学效率高,省出了很多时间学习数理化,因此科学技术先进。有感于此,他把中国语文教学效率低归因于中国没有“葛朗玛”(grammar,语法),所以才下工夫研究了十年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面向应用的表现之一是重视句、读、顿。文言文传统上不用标点,句读之学就自然地成为有实践意义的学问。句读是选择文中可以断开的地方(切分点)即断句,在此基础上对句子进行切分,找寻可以停顿的地方,从而确定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片断。正确断句即正确切分,是正确理解文意的前提。句读之学属于语法研究。面向应用的另一个表现是把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这对当时和后来都有很大影响。时隔六年,来裕恂写作《汉文典》,把语法、修辞和文章学写成一部书,两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要面向应用,而当时应用的是文言文,所以马建忠和来裕恂都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评论《马氏文通》时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指出文法应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这是更高的要求。

《文通》的第三个特色是以词为基本单位。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六卷,下册四卷,一共十卷:第一卷正名,介绍基本概念;第二卷至第九卷总共八卷讲“字”(即词),介绍各个词类,其中第二至六卷讲各类实字,第七至九卷讲各类虚字;第十卷讲句读。由此看来,《马氏文通》的语法系统显然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这一点有很多人不赞同,认定以词为基本单位,就是模仿西洋语法,就是没有抓住汉语的特点。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失于偏颇,至少是欠全面,欠公平。马建忠免不了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营养,一方面模仿西方语法。这与他学贯中西有关。马建忠不仅饱学古代丰富的典籍因而熟悉训诂之学,而且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希腊语,运用这四种外国语的能力达到了“与汉文无异”的程度,他曾任驻法公使的翻译,此外还通俄语,翻译过外交文件。在各种意义上他都称得上是一位linguist(语言学家/精通多种语言的人)。以词为基本单位,不完全是模仿西洋语法,显然他也同时受到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深刻影响,至少是部分地在训诂学基础上构建汉语语法。因此他从所掌握的古籍和多种外国语的角度来观察汉语,得出以词为基本单位的结论,这很不简单,决不应该算缺点。词本位的语法体系至少一点也不比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句本位语法体系差。汉藏系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类型一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各种简志和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对各语支的介绍,词法所占篇幅一般比句法篇幅大。再如巢宗祺《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词法126页,而句法只有14页;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词法365页,而句法只有75页。总不能说9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都仍然在模仿西洋语法吧。这说明毋庸置疑,词是汉藏语的一种基本语法单位。黎锦熙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同样是借鉴西方语法,只是模仿的对象改成了英语。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模仿英语一定比模仿拉丁语、法语语法好。在汉语基本语法单位词和同组中,马建忠无论如何还抓往了一个基本单位,比起句本位语法来,似乎应该说还是要好一些的。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学者和接受这种体系的学者一般比较熟悉英语,有的还熟悉法语,他们掌握的语种数一般没有马建忠多。英语和法语又都是形态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的分析语,模仿英语和法语语法,就可能采用句本位体系。不少人觉得句本位体系还可以,是因为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之间在构造上是平行的,句子、词组、复合词的构造规则基本一致。马建忠的字类即词类,是根据意义划分出来的。他认为“字无定义,固无定类”。意义的确是词类划分的最深刻的基础,意义的共同点,往往可以从搭配上看出来;我们强调形式上的根据,就是把形式和意义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语义语法范畴,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有效办法。

《文通》的第四个特色是务实。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它不是谈感想,而是用事实说话。《文通》旁征博引,据统计共用了7326条例句。(张万起1984《〈马氏文通〉用例小计》,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这些例句经过筛选,仅仅是马建忠收集例句的1/10。例句共计达7万多条,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构建汉语语法体系所付出的辛劳,谁人能比!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怎么能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语法?他还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如在字类(即词类)中增设了西方语法中所没有的助字(即助词)。

从汉语语法学的世纪回顾看《文通》以来的传统

回顾汉语语法学史,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汉语语法研究第一人马建忠及其《马氏文通》的巨大影响。马建忠带动了一批人投身汉语语法研究,《马氏文通》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100年来,《马氏文通》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为基本单位、务实,得到了发扬,影响到今天,也必将影响到将来。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总结《马氏文通》出版到今天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得失以利于下个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健康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经过黎锦熙等人的努力,现代汉语语法学才建立起来。然而这还属于汉语语法学的初创阶段——语文学的汉语语法研究阶段。这时人们不自觉地主要着眼于语言共性。因为面对的是大大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所以也有值得注意的新发现。

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影响下,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和随后陈望道组织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标志汉语语法学进入了发展阶段,注意力转向自觉地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分别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50年代李荣把赵元任《国语入门》的《序论》翻译为《北京口语语法》出版以后,经过几次大讨论,结构主义一步步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扩大了影响,汉语语法研究逐步走上精细描写的道路,直到80年代才明确了词组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结构主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涌现了以朱德熙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批语法学家,如张斌、胡裕树、胡明扬、陆俭明、邢福义、徐枢、王维贤、王还等人。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突飞猛进,逐步进入走向成熟的、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的新阶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出现了蔚为大观成风气的令人欣喜的繁荣局面。汉语语法学成了汉语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也是成绩最显著的部门之一。结构与语义、表达又联系了起来,与方言、近代汉语乃至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比较,与外国语对比,形式分析与语义特征分析、描写与解释真正结合起来,功能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虚词、语义语法范畴、空范畴、配价、句型、句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自觉的理论意识空前增强,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开始做到既重视个性,又重视共性。从对待语法单位的态度上看,就是既重视词,又重视词组。这里我们看到了《马氏文通》的深刻影响。

限于篇幅,这里勾勒的线条很粗,要了解得稍微具体一点,可参看我和项开喜合写的《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语法学》(刘坚主编《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世纪末总结百年汉语语法研究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借口语法研究中存在一些分歧而否定《马氏文通》以来的成就是错误的。固步自封,盲目乐观,对国外同行的成就不屑一顾也是错误的。

我们要在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大胆吸收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一方面马建忠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虽说语法研究今非昔比,现在学习和研究《马氏文通》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在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大胆吸收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一方面马建忠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氏文通》至今对汉语语法的研究,特别是对汉语语法史和语法学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必读文献。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把它列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两种须要精读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另一种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大和南开大学等校都开出了专书《马氏文通》课。商务印书馆(北京)把《马氏文通》列为《汉语语法丛书》的第一种。《马氏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醍醐灌顶,说明汉语有可以言传的语法,无可争辩置疑的事实已经把汉语无语法论和汉语语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论即取消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作者不回避问题,对于所遇到的语法现象都提出了一种处理办法,因此虽然处理得还不是尽善尽美,没有做到天衣无缝,但仍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考。

马建忠有朴素的共性意识,注意联系语义表达和阅读来研究汉语语法。这在现在仍然对人们有启发作用。当代世界语言学潮流是重视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马建忠在语法研究中的表现出来的朴素的共性意识,尽管与今天的共性意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毫无疑问,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既然人类自然语言都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就一定是可以分析的。一个言语单位可以分析为若干个单位,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和组织规则。《马氏文通》强调语言共性,与写作该书的目的,与重视语义表达和阅读有关。既然语言表示意义,就可以从意义出发,整理汉语的语法规则,只要不忽视形式方面就是了。

《马氏文通》反映了19世纪末的科学发展水平。学习《马氏文通》,就要继承并发扬马建忠开创的汉语语法学优良传统,自觉地开创汉语语法学的新局面。首先要学习和继承《马氏文通》及其作者务实精神:追求系统化,重视词类和词的小类的描写,面向应用、注意语义表达;研究者要具备研究所需要的广博的知识,努力建立有利于深入研究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力争像马建忠一样博学,学习多种外国语,注意大小学科的交融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势。因此要学习和研究汉语方言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和了解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其他各分支学科,还要学习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医学、社会学等和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以适应新世纪汉语语法学科发展的需要。

纪念《马氏文通》百年,要看清《文通》的不足,在研究中避免《文通》的局限性。我们不苛求前人,《马氏文通》未可厚非,《文通》不能差强人意之处主要是认为无论中外古今,语法的大纲都是“概无不同”的,于是基本采用拉丁语语法的框架来写汉语语法;因为认为上古汉语与后世汉语的差别不大,就把从先秦到唐代文言的语法看作一个系统,把历时语法当共时语法来描写。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

马建忠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普遍唯理语法非常合拍,他在创立汉语语法学之初就与国际语言学接了轨。接轨就是承认科学没有国界,不夸大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别,不过分强调汉语语法的特点,不另搞一套没法翻译或很难翻译成外语的术语,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汉语的特点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共同点,采用和国外术语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以利于国际交流。接轨不仅是国内学者学习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同时国内汉语语法研究中使用的有效的新的理论方法也要很好地总结并向海外积极地介绍。只有海内外学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汉语语法学才能更快地进步。

以上主要宏观地谈了《文通》的主要方面。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们高兴地看到马建忠开创的汉语语法学事业后继有人。责有攸归无旁贷,我们要学习马建忠及其《文通》,继承宝贵遗产,推陈出新,更好地为汉语母语教学、为外族人汉语教学、为语言信息的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为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提供参考,以新的姿态把汉语语法研究提到新的高度,为丰富普通语法学理论方法做出我们应有的新贡献。

1998-07-31初稿,重阳节二稿,

1999-05-04改定于南开大学东村十八所

(本文原题“中国汉语语法学百年纪念与马建忠先生百年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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